襄阳在楚史与楚文化发展中的十大贡献

原载：湖北学习平台

发表日期：23-08-28

作者：曾玉平 姜振华

　　荆楚文化是长江文明的主要代表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荆楚文化的主源是楚文化，楚文化是楚国人民在楚国发展中创造的，襄阳在楚史与楚文化的创建与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　　一、楚国是在襄阳建立的

　　上古时代，江汉地区为三苗部落所居，后因大禹南征而衰微，其后裔散居汉水两岸，被称为楚蛮或荆蛮。与此同时，居于河南新郑附近的祝融部族，一度兴盛于虞舜和夏朝时代，后因遭商人打击，其支系季连部落首领鬻熊率族人南迁至丹水流域，主动投靠西周，成为周文王“火师”。不料鬻熊早逝，楚人未能融入关中集团。其子熊丽再率族人南下，迁居荆山地区和沮漳流域，即今南漳、保康一带，与当地楚蛮杂居，因此自称楚人。

　　据《史记•楚世家》记载，约在公元前1042年，“熊绎当周成王之时，举文、武勤劳之后嗣，而封熊绎于楚蛮，封以子男之田，姓芈氏，居丹阳”。丹阳在哪里？史学家吕思勉认为，此丹阳在今湖北的南漳县；楚史之父张正明考证，此丹阳位于雎山与荆山之间的今蛮河近上游处的南漳县城附近；楚文化专家刘玉堂认为，此丹阳已不是昔日的丹水之阳，而是位于今湖北南漳、保康一带的荆山谷地。

　　清华简《楚居》是楚人对其先辈的记录，其中记载季连、鬻熊、熊丽、熊绎居住在京宗，熊绎迁居夷屯。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笪浩波考证，季连、鬻熊、熊丽、熊绎所处京宗即景山，即今沮河发源地荆山主峰望佛山一带；熊绎迁居夷屯，即今蛮河上游、保康与南漳交界的司空山一带。由此看，无论是《史记•楚世家》中的“丹阳”，还是清华简《楚居》中的“京宗、夷屯”，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地区——襄阳。可见楚国是在襄阳建立的，襄阳是荆楚文化的发源地。

　　二、楚王是在襄阳称帝的

　　楚君熊绎初受封时，“封以子男之田”。据周朝分封制，由尊到卑依次为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，子男位于诸侯之末，勉强迈入诸侯门槛，但“无分”受赐周室钟、鼎等宝物，遑论参加祭祀、歃盟等典礼，只能与鲜卑、微君等“守燎”。而楚人自先祖季连部落即为夏朝支柱，入商后也是商王盘庚姻亲，至鬻熊时亦为周文王“火师”，如今仅被封为子男，楚人甚感不满。

　　于是，楚人筚路蓝缕、发愤图强，历经6位楚君、160多年，终在熊渠当政时，“甚得江汉间民和”，逐渐立足江汉之间；熊渠声称“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号谥”，自立长子熊康为句亶王、次子熊红为鄂王、少子熊执疵为豫章王；后虽迫于周厉王压力，主动去掉子王封号，但在当时已堪称石破天惊。此后，楚国又历经11位楚君、140多年，终于在熊通当政时“得志于汉东”。

　　此时，熊通便托汉阳诸姬之首随侯向周桓王求情，“基于实力地位出发”，提升楚子封号和爵位，被周桓王拒绝。熊通一怒之下，称“王不加位，我自尊耳”，于是自称楚武王，与周桓王平起平坐，既洗刷了子爵之耻，又为后世扩张埋下了伏笔。无论是熊渠封三子为王，还是熊通自封武王，都在丹阳或景山、夷屯时期，都在襄阳境内，可见楚王是在襄阳称王的。

　　三、郢都是在襄阳命名的

　　熊绎初受封时，无论是先居的“丹阳”或“京宗”，还是迁居的“夷屯”等，都未称其为都城。张正明先生认为，“熊绎所居的丹阳，名曰国都，实为村落，估计没有城池，只有‘棘围’之类。”此后，楚人跋涉山林、励精图治，历经17位楚君、300多年，至楚武王熊通当政时，一跃成为南方强国。

　　此时丹阳或夷屯因地方狭小或交通不便，已经无法满足都城需要，约在公元前703年至699年间，楚武王决定把都城迁往夷水下游的蛮河与汉水交汇处，即今襄阳市宜城东南，并命名为“郢都”。“郢”有避夏言、不从周的意思。此后，楚国虽数次迁都，但始终称之为“郢”，“郢都”便成为楚国的象征。而“郢都”这个名称，正是在襄阳命名的。

　　四、楚国的核心疆域是在襄阳指挥开拓的

　　楚子熊绎受封丹阳时，“号为子男五十里”，仅相当于今天的一个镇。此后楚人筚路蓝缕、苦心经营，在熊渠当政时，已“兴兵伐庸、杨粤，至于鄂”，横行江汉之间；至楚武王时，又服随称王、得志汉东，掌控今随枣走廊；楚文王即位后，再伐申灭邓、灭息服蔡，占据南阳盆地和淮河上游；至楚成王时期，以方城为城，以汉水为池，以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为核心疆域，具备了图霸中原的资本；到穆王、庄王时期，更是将势力延伸至淮河中下游。

　　楚国灭掉的60多个诸侯国大部分是在春秋时期实现的，仅楚庄王就“并国二十六，开地三千里”，“地几半天下”，居列国之首。公元前506年楚国都城迁出襄阳后，襄阳仍是楚国北方中心城邑。从楚怀王起，楚国逐步失去上述核心疆域走向衰落，到公元前279年，秦将白起南下攻楚破鄢拔郢，楚人被迫迁都陈郢、寿郢，50多年后便被秦国所灭。可见，襄阳是楚人的立足之地、建国之本、争霸之基，楚国因襄阳而生、因襄阳而兴，也因失襄阳而衰、远襄阳而亡。

　　五、楚国称霸中原是在襄阳成就的

　　楚国先祖鬻熊自中原迁居南蛮之地，至周成王时后裔熊绎才封有子男之田，其爵低位卑、国小民贫，甚至靠偷邻居鄀国小牛才能完成祭祀。可谁也没料到，楚人在历任楚君率领下，经过艰苦卓绝地奋斗，硬是一步步走出荆山、立足江汉、攻取南阳。至楚成王时，楚国开始争霸中原，先后逼和齐桓公、击败宋襄公，虽在城濮之战中败于晋文公，但已初具霸主气象。

　　至楚庄王登基后，先后平定公子燮和子仪作乱，西戎、庸、麇、百濮叛乱，若敖氏斗越椒之乱，然后出兵中原，复陈、存郑、和宋，终在邲之战中击溃晋国，称霸中原，威震四方，以至“天下大事尽在楚”。楚庄王完成称霸中原壮举时，正是以襄阳鄢城为郢都，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为根据地，故称楚国霸业是在襄阳成就的，这也是襄阳史上最高光的时刻。

　　六、强大楚军是在襄阳缔造的

　　楚国能由一个蕞尔小国，一跃成为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之一，首先在于军事立国，组建了一支人见人畏的虎狼之师。楚国军队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、由弱变强的历程。初受封时国弱民贫，要么没有军队，要么战斗力极弱；直至熊渠当政时，“兴兵伐庸、杨粤，至于鄂”，已有自己的军队，且战斗力不俗；到楚武王时代，发明了“荆尸”阵法；楚文王当政时，开始建造楚长城，设置申、息、邓等军事重镇；至楚成王时代，楚国已设置三军两广，兵力超过10万人；到楚庄王时，已成为当世一流军事强国，其综合实力无出其右。

　　楚国军制与中原迥异，比如兵源更为充足，除正军、王卒外，还有“私卒”和“县师”。楚军兵种丰富，除了适合平原作战的车兵，还有适宜野战、水战的步兵、骑兵、舟兵和工兵等。楚国兵器领先中原，前期有青铜打造的各类战车和戟、矛等，后期有铁制的刀剑、连弩等。

　　楚将还有“不成功便成仁”的英雄气概，如莫敖屈瑕伐罗失败后自缢于荒谷、令尹子玉兵败城濮后自杀于连谷等。这种取义成仁、视死如归的精神极大激发了楚军士气，塑造了特殊的楚军品质。楚军以此创造了许多经典战例，比如楚文王的“假邓伐申”比晋献公的“假虞伐虢”早了33年，楚成王“围许救郑”比孙膑的“围魏救赵”早了301年。楚军在春秋战国时期无往而不胜，其军魂正是在襄阳铸就的。

　　七、楚国政体是在襄阳定型的

　　主要标志是官制的确定。比如中央官制，楚国“不与中国之号谥”，官名普遍称尹，最高者称为令尹。中央职官由朝廷职官、楚王近臣、宫廷职官构成。朝廷职官实行令尹负责制，总管全国军政外交，如令尹子文、孙叔敖都是著名贤相；令尹之下为莫敖或司马，掌管全国军事；再下为工尹、箴尹等各部长官。楚王近臣负责太子教育、纪言纪事、决疑卜筮等，如师、傅、保、史、卜尹等。宫廷职官负责管理王宫事务，包括王尹、仆、三闾大夫等。

　　从地方官制来看，春秋早期以来，楚国为了求得更快发展，在新开辟的疆土上率先推行以县治民体制，大大限制和削弱了分封制的发展。据武汉大学教授徐少华统计，从楚武王灭权国后设第一个县开始，春秋时期共设县30个。这些县的县尹或县令均由楚王直接任命，既不世袭，亦非轮流出任，可以随时调换，且无专土之权，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，成为后世郡县制的雏形。顾颉刚先生称其“是郡县制的先声”。由此可见，楚国政体是在以襄阳为都城时基本定型的。

　　八、楚国的代表性文化是在襄阳孕育的

　　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过两大文化中心，春秋时期以襄阳为中心，战国时期以荆州为中心。两大中心在楚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都是巨大的，但又是不同的。以襄阳为中心的主要作用是孕育创造，以荆州为中心的主要作用是弘扬提高。

　　湖北省政协原主席王生铁主编的《楚文化概要》中，将楚文化概括为六大支柱，即炉火纯青的青铜冶炼、绚丽精美的丝织刺绣、巧夺天工的木竹漆器、义理精深的老庄哲学、精彩绝艳的屈宋文学、恢诡谲怪的美术乐舞等。这六大支柱文化大多在春秋时期已孕育成型。比如青铜冶炼，楚人自熊渠占领铜绿山开始，便获得了天下最优质的铜源，后又采用分段铸造法、失蜡法等先进铸法，使青铜器技术超越了北方诸侯。襄阳山湾春秋楚墓出土的邓公乘鼎和上鄀府簠便是其中精品。

　　春秋时期楚人兴修的期思陂水利工程，比秦国的都江堰和郑国渠分别早了300年、360年，堪称我国古代农田水利建设的第一座不朽丰碑，为古代农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楚辞代表人物之一宋玉为宜城人，为后世留下《九辩》等经典作品，阳春白雪、下里巴人、曲高和寡等典故至今为世人津津乐道。其他如丝织刺绣、木竹漆器、老庄哲学、美术乐舞等，大多在春秋时期已孕育成型，并在战国时期走向巅峰。

　　九、楚人精神的内核是在襄阳塑造的

　　楚国能从一个蕞尔小邦，逐渐成长为春秋五霸、战国七雄之一，与其优异的楚人精神是分不开的。楚人主要有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、上善若水的和谐精神、九死未悔的爱国精神、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、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、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等。

　　其中，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，正是楚人在分封地丹阳“筚路蓝缕，以启山林”的真实写照。上善若水的和谐精神，集中体现在楚庄王复陈、存郑、和宋的壮举及“止戈为武”的宏论中。九死未悔的爱国精神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楚人迁到哪里，就把曾经居住过的地名带到哪里，其爱国之心可见一斑；还有令尹子文毁家纾难、卞和舍身献玉、钟仪永不背楚、楚昭王及其母后孟赢誓死不屈等等。

　　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，包括对中原文化的模仿、楚蛮习俗的融会，以及对巴蜀文化、吴越文化、外域文化的兼收并蓄等。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，莫过于楚武王称王、首创县制，楚庄王一鸣惊人、问鼎中原等。一诺千金的诚信精神，集中体现在公子侧与华元坦诚相告、楚庄王尊重公子侧承诺、伍子胥誓言灭楚、申包胥誓言救楚等故事中。楚人这些优秀的精神气质，在以襄阳为都城的春秋时期便已塑造成型，在战国时期进一步发扬光大，至今仍闪耀着璀璨的光芒。

　　十、大半部楚史是以襄阳为中心延续的

　　楚国自公元前1042年受封至公元前223年灭亡，前后延续了819年、产生了40位楚君。其中，自公元前1042年熊绎被分封到丹阳建立楚国，到公元前700年左右楚武王迁都鄢郢，再到公元前505年吴国入侵楚国、次年楚昭王被迫将国都迁出鄢郢，前后在襄阳共延续了536年、约占楚国历史的三分之二，共经历了28位楚君、占楚君总数的百分之七十。

　　而在楚都迁出鄢郢即今宜城市后，襄阳地区仍是楚国核心疆域。直至公元前279年，秦将白起破鄢拔郢，襄阳地区才由楚入秦，其作为楚国核心疆域的时间达763年，先后经历了37位楚君，几乎贯穿整部楚史。可见，襄阳在楚国创建与发展中经历时间最久、产生楚君最多，作为楚国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科技、文化中心的时间最长。

　　如果把楚史与楚文化发展比作一条奔腾的大江，作为春秋时期楚国中心的襄阳，则是它的中上游，是这条奔腾大江的源头活水。

　　来源：襄阳日报

　　责任编辑：刘睎菁 刘德祥 余军